俄乌战争一周年・一纸动员令

一纸动员令，让他们决心离开俄罗斯。

当俄罗斯士兵涌进乌克兰境内时，也有大批俄罗斯公民逃离俄罗斯，他们有的到达了临近的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有的持签证进入芬兰、阿根廷、泰国、沙特阿拉伯等更远的地方。

想逃可能是因为难忍紧缩的表达空间；但能逃是因为手中有足够的经济资本，以及高学历带来的谋生优势。在这个阶级差距巨大的国家，逃也是一种特权。在幅员庞大的俄罗斯，战争的负担并没有平等地落在所有人身上；在战争中死亡的多是生活在偏远地区的少数族裔，而能走的人大多来自莫斯科﹑圣彼得堡等收入高﹑教育水平高的联邦城市。

迪玛

31岁，现居泰国普吉岛

我清楚记得，2022年9月21日，总统普京宣布国家要开始“大动员”，大部分在军队服过兵役的年轻人都会入伍。我在去科技公司上班的路上看到这条消息。到了公司，周围的同事都在讨论大动员，虽然公司的同事大多都比较年长，或是没有在近期服过兵役。

我曾经在炮兵部队服役，而炮兵部队就是俄乌前线最需要的兵种。俄罗斯兵役制有这样一个规定：18至27岁男性除非有特殊原因，都必须服役12个月。所以13年我大学毕业之后，就被指派到俄罗斯的一个炮兵部队服役。我们在军中学习一边用远程武器射击、一边快速穿越前线。

思来想去，我还有另外两个年龄相仿的同事被派到前线的机率最大。想到自己的未来，想到还在家等我的姬丝汀娜，我心里几乎崩溃，已经没办法工作了，不停在想接下来要怎么办。

第二天，9月22日——朋友伊凡（Ivan）打电话给我，说他准备驾车离开俄罗斯，可以顺道捎上我。他说“我们后天凌晨5点就出发。”就这样，我匆忙地决定和他一同离开俄罗斯，一个我出生﹑成长的国家。

当然，我有离开俄罗斯的念头已经很久了。

作为俄罗斯人，我看到过的不公平的事情太多了。政府讲一套做一套，公共行政水平低下，而且丝毫没有改善的趋势，我们的生活水平也因为这种落后的管理体系变得越来越差。对比一些比俄罗斯落后的国家，你会发现他们的生活水平居然比俄罗斯更高。我很早就意识到这个国家有问题。我想离开，想移民。

移民愿望最强烈的时候，我甚至觉得，只要我能有一条船，能划船逃出去也好。

另一个原因是，我很喜欢日漫，是个“二次元”——所以一直很想到日本看看。09年到13年，我到寒冷的新西伯利亚读大学。13年毕业后入伍服役。服役的时光很苦闷，但我撑过了。几年后，我在新西伯利亚的大学室友突然想起，自己有个和我一样喜欢日本，也一样有移民的想法的朋友，于是把她的社交帐号推给了我。那就是我后来的妻子姬丝汀娜。我在新西伯利亚求学的时候，完全没想到自己将来的妻子就出生在新西伯利亚，而且跟我有那么多共同的愿望。她的妈妈和我室友的妈妈还是好朋友，我们曾经出现在同一个派对里，但那时候的我们擦肩而过。

我和姬丝汀娜就这样开始热烈地在网上聊了起来。半年后，我飞到新西伯利亚去见她。姬丝汀娜真的很漂亮，她有一双纯真的眼睛，笑容温暖，长长的金发垂到腰际。我请求她成为我的女友，她说好，她还要搬到莫斯科来和我在一起。

▲ 2022年10月10日，普京宣布动员令后，莫斯科一些被征召加入军队的人与亲属道别。

我们从此就再也没有分开过，直到战争爆发。

2022年2月，普京还没有正式宣布开战，但是俄罗斯常用的社交媒体Telegram里，就已经有许多相关的新闻，很多人在讲说俄罗斯要打乌克兰，气氛渐渐变得紧张。但我和姬丝汀娜都没当一回事，不相信真的会打起来。直到2月24日。

听到开战消息的时候我完全难以相信。祖父母以前会跟我讲二战的故事，但战争怎么会发生在21世纪？

开打之后，有零零星星的前线报道，那些新闻又恐怖又令人难以相信，但当时，姬丝汀娜和我依然相信双方很快会停火，战火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生活。但正相反，这场战争无日无之。

战争爆发的初期，生活其实没有什么改变；我们能做的就只是静观其变，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渐渐地，前线的战火还是烧到了我们的生活上来。到了3月，莫斯科物价飙升，什么都变贵，面包、牛奶、鸡蛋，特别是进口食物，比原来贵了3倍到10倍不止，简直荒谬透顶。平常用的Instagram、Facebook等外国的社交软件被封锁，还有传言说军队会掌管互联网，Telegram的数据也会交给军方。

到了夏天，我和姬丝汀娜意识到，未来如果发生什么变故，我们很可能会被拆散。姬丝汀娜告诉我，她向往一个夏天的婚礼。在一起的4年，我们之间亲密无间，没有任何隔阂，也没有不结婚的理由。所以，8月的一天，我们结婚了。

虽然婚礼在战时，但新婚的快乐还是盖过了战争的阴霾，九月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是渡了蜜月，然后搬到一间崭新的公寓里。姬丝汀娜开心极了，她说：“我觉得我终于拥有了一个更好的人生。”虽然，大概过了半个月，我们就开心不起来了。

大动员的第二天，我还是如常回到公司，并且跟老板坦白了我的计划，跟他说好我会继续远程工作。姬丝汀娜则在给我打点行囊，给我找来所有通关要用的个人身份文件。她跑到超市，买了一大堆吃的——面条、香蕉、坚果、水、饼干等等。

出发前一天晚上，妈妈开车从另外一个城市赶过来和我道别。

我和姬丝汀娜那天晚上不停地谈话，谈了整整一个晚上。她不知道我们这一别会是几个月还是数年，要是我在逃离的过程中被征兵办公室拦下，或许我们就永远都不会再相见了。

9月25日凌晨5点，天还没亮，我钻进了伊凡小小的福特车。姬丝汀娜和妈妈在身后目送我离开。

我们计划从莫斯科开车到哈萨克斯坦边境，全程1188公里。伊凡的太太是最主要的司机，因为当时有流言说政府要关闭边境、停发护照、禁止老百姓出境，她一路猛开不停，开得飞快，大概20个小时就抵达了哈萨克斯坦边境。

到了边境，麻烦才刚刚开始。

我们没想到，边境已经挤满了人，从关口往外的高速路上排了十几公里，车辆的移动速度大概是一小时17米。我们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公路两边已经有不少当地居民叫卖食物和汽油，他们从超市买来哈萨克斯坦的食物，然后卖给在车队里等待的人。还好姬丝汀娜提前为我准备了很多零食，我们就在车里吃这些零食来对付一日三餐。

边境地区的网络讯号很差，姬丝汀娜收不到我的信息就会胡思乱想，所以有时候，我会打开车门，离开车队，跑到几百米外的地方寻找手机信号，给她发一两条讯息。

等待的时光实在是很磨人，一方面，不断有传言说政府即将关闭边境，我们恨不得快点过去。另一方面，车队又在缓缓前行，所以伊凡夫妇需要一直待在车上慢慢挪车。他们每4小时交换一次岗位，我则在车后座睡觉。

当时是九月底，气温已经掉到摄氏8度左右。虽然冷，但庆幸姬丝汀娜执意给我塞了许多厚衣服。路上时不时有灌木丛，灌木丛就是我们的厕所。当然，天黑之后，就连灌木丛也不需要了。

四天之后的凌晨1点左右，我、伊凡、伊凡的太太终于到了边境。我们进了海关室，海关看起来很疲惫，但态度出乎意料的好。他们检查了我们的身份证件，很礼貌地对我说，“你现在可以过关去哈萨克斯坦了。”但同时却对伊凡说“你不能出境，你已经被登记征召了。”

▲ 2022年9月28日，俄罗斯公民前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的公共服务中心领取外国人个人识别号码。

所以，我的朋友，福特车的主人，无法离开俄罗斯领土了。伊凡忧心忡忡，但一句抱怨的话都没有说。现在他要和妻子开著车回莫斯科了。我从车里取出自己的行李，离开了我的朋友和他的妻子，我们在边境处道别，那些警卫就在不远处盯著我们。

当时天很黑，我扛著自己的行李继续旅程。那条路本来是给过境汽车通行的，但现在只能自己走过边境了。那条路又黑又吓人，但我别无其他去处，只好这么走著。

走了大概1小时，到了中立区，这时，有另外一群人开著车发现了我。原来他们是鞑靼人，从克里米亚过来的。他们不是为了避开兵役，而是到哈萨克斯坦避难。他们捎我上车，这下很快就到了哈萨克斯坦边境。

到了哈国边境，这里的海关开始用哈萨克斯坦语盘问，比如“你们要到哪个地方去？”“你们去做什么？”这些鞑靼同伴把问题一一回答了，海关又问我，“你和他们是一起的吗？”我回答“是是是！”然后我们顺利通过了。

过了哈萨克斯坦边境，就看到很多当地人在路边卖哈国的货币和电话卡，我立刻买了一张电话卡，然后打给姬丝汀娜。

好久没联系了，姬丝汀娜疯狂地问我现在在哪里，我还好吗？她一直在想，如果政府成员抓了我怎么办……她听到声音的一刹那以为大家都顺利过去了，知道伊凡没能和我一起，想到我孤身一个人在异国，又落下泪来。我当时也在想，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才能和姬丝汀娜相聚。

我抵达的城市叫Taskala，那里的旅馆早已被逃过来的俄罗斯人的订满了。当地住宿价格上涨了三倍以上，每个月的租房费用要到4、5万卢布（注：约560至703美金），和莫斯科一样贵，当地的居民都说第一次见到这么贵的房价。好心的鞑靼人带我住进了一个他们的哈萨克斯坦朋友家，我就这么安顿了下来。

到了哈萨克斯坦，我才告诉其他亲戚我离开了俄国。伊凡和妻子回到了莫斯科，他们待在家里，躲避政府的搜查。政府在搜寻那些意图摆脱征兵的人，他们在理发店、住宅区、街道上搜查，到处检查身份证件。

普通人都十分害怕，特别是莫斯科人，因为莫斯科的街道和建筑物到处都是摄像头。有征兵办公室的成员到伊凡的家门口敲门，一边敲一边喊“开门！”就这么狠狠地敲了数小时。伊凡藏在房间里默默听著。幸运的是，在11月之前，普京宣布军事动员结束。但伊凡还是很小心，因为没有官方文件证明他真的自由了。

伊凡的父母反对他离开，他们看的电视新闻里播报的都是好消息，“我们很专业”﹑“一切都很好”﹑“入伍新兵只需要训练一会儿，就会安然无恙回家。”他们不相信年轻人一旦入伍就真的要被派上前线，他们接收到的信息是“只有特殊情况下新兵才会上前线。”但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士兵们也没有足够的药品和武器来保护自己。

九月开始的时候，我和姬丝汀娜正在渡蜜月。我们搬进了我们莫斯科的家，一间很酷的公寓。我们很幸福。但是当一切都变得更好时，动员开始了。

在动员之前，战争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问题，但并没有那么紧迫。

那时候，我们还为自己的生活感到高兴。但是当动员发生时，我们开始担心我们的生活会被摧毁，战争才真正成为了一个大问题。

姬丝汀娜花钱找中介公司走捷径申请了护照。泰国对俄罗斯免签，所以11月，我们在泰国重聚了。

现在我们住在风光明媚的普吉岛。邻居家有只金毛寻回犬，姬丝汀娜不时照顾牠，牠也常来我们家串门子。在这里，我们的生活好像又复归平静了。

但有时我会做噩梦，梦里我又回到了俄罗斯军队服兵役。和平时期我在那服役了一年，已经是非常不堪的体验。现在情况变得更坏，发生了真实的战争。而人们死在那里。

▲ 2022年12月31日，俄罗斯莫斯科的地铁列车上，一名警官站在播放俄罗斯总普京向全国发表年度新年讲话的屏幕前。

谢尔盖

31岁，现为香港理工大学博士后

想离开俄罗斯的想法，不是战争之后才有的。但战争让我加快了出走的脚步。

从很早开始，大概十年前，我就已经意识到了普京政府的问题。

我出生于1991年。那年苏联解体了。作为一个新国家，俄罗斯面对著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我的父亲虽然有硕士学历，但那时候也只能靠开出租车赚钱生活。到了2000年左右，经济重新崛起，自1999年起出任总统的普京因此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和拥护。但我知道他并不值得这么多的拥戴：经济情况的改善，更多是因为石油、天然气价格的上涨，而不是普京。

后来的事情你们都知道。2008年，根据宪法规定，普京无法继续留任总统，但接任他的也是他的“傀儡”（注：2008年梅德韦杰夫赢得总统大选）。2012年，他又坐回了那个最高的位置。2008年到2014年，来自政府的压力在缓慢地摧毁和侵蚀公民社会；政府用简单的社会福利与免费医疗，给人们——特别是穷人——营造了一种生活在保护网中的错觉。但他们的根本目的，是想让人们杜绝自己可以选择、改变甚至影响某些事的念头。

说到底，这个国家的问题，就是人们对政治的不闻不问。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开始有很多人觉醒，并且加入街头抗议，因为总会有一些人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也是从那个时候，我更加认识到了政府宣传对俄罗斯人的荼毒。如果你反对政府，你可能会被噤声，也可能会被逮捕。渐渐地，反对派没有了表达空间，连家里的电视频道里也只有一种声音。政府为人们构建了一个非黑即白的世界，天天坐在电视机前的俄罗斯人越来越相信政府，也越来越仇视西方国家，即使是原本反对政府的人，为了自己和家庭的安全，也渐渐变成了所谓的政治中立者。那几年，我公开支持示威者的行动，并且向更多人传播他们的想法，但说实在，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加入示威，成为他们的一员。

直到2017年，我参加了民间反对腐败的游行，那大概是我第一次真正付诸行动。（注：2016年年底，包括俄经济发展部部长在内多名高官因受贿下台。2017年初，俄多个城市爆发反腐败游行。）后来，我陆续参加了2018年养老金抗议，2019年要求独立公众选举的抗议，2021年反对扣留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的抗议，以及这次反对俄乌战争的抗议。大大小小加起来，至少有十次。

成为抗议常客的过程中，我见证了俄罗斯从一个民主结构的国家，逐渐走向军事国家、警察国家甚至独裁者国家。我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国家，这个政府，正在扼杀我的未来。而去年开始的那场战争，给了我致命的一击。

起初，我一直认为战争不可能发生。在战争开始的一周前，我还和一个乌克兰朋友短信联系过，因为当时俄乌边境已经发生了一些军事冲突，她很担心会有更大的战争爆发。当时我回复说：“别担心，这只是为了展示军事力量。没有人会相信21世纪，还会发生战争。”

▲ 2017年6月12日，俄罗斯圣彼得堡市中心的反腐败抗议中，防暴警察拘留了一名示威者。

但一周之后，战争爆发了。

2月24日，我给那位朋友发了短信，郑重道歉。也是从那天开始，我去参加了反对战争的示威活动。有时候和朋友、家人一起，有时候只有我一个人。

麻烦是3月6日下午突然发生的，我被警察逮捕了。那天，我和五个朋友到了马克思纪念碑附近的一个广场，离红场大概10分钟路程。很多人聚集在街道上，看起来并不是组织好的，我们跟在队伍的后面，还没有做甚么。突然，有警察直接在人群中抓住了我。那个时候，我正好跟朋友们脱队了，落在队伍最后。

“能看看你的护照吗？”两个警察站在我面前，“你要去一趟警察局。是想自己上警车，还是我们带你过去？”我选择自己走过去。上了警车，里面已经有两个人。等了大概15分钟，车里终于塞满了人，司机带著我们这22个被逮捕的人，开向了警察局。

在车上，我能做的只有不断地发短信，给我的朋友、家人，以及一个telegram群组。那个群组是一个人权保护组织开设的，他们会为被逮捕的人提供法律建议，告诉我们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那几天，他们非常忙碌，因为几乎每天都有上百上千人因为示威游行被逮捕。所以我联络的其实是一个聊天机器人——但这些人权保护组织的资讯还是很有用，而且他们会从你被逮捕起，一直协助你到上庭﹑判刑。

大约下午4点10分，我到了警察局。一开始所有人都站在大厅里等著，警察一个个收走我们的证件，然后要求我们填表格。他们没有问任何问题，只是告诉我被逮捕的原因。那个原由当然是随便编的。警员就两三个，但是我们人却很多，大概一个人需要花20到30分钟去填表登记信息，然后我们被送到了刑事侦查员那边。他们盘问了我很多问题，而我能做的就是尽量少说话。

我告诉他们，我之所以出现在广场上，是因为要和女朋友约会。他们还想挖到更多信息，但我守口如瓶。不过说实在的，你想告诉他们什么都无所谓，因为结果不会改变。他们跟我说我有罪，让我等著过几天上法庭，然后就让我离开了警局。虽然法律规定拘留不能超过5个小时，但我足足待了快8个小时。刚进警察局的时候，我还有一点害怕，最后却只剩下累透的感觉。

几天后的上午十点，到了我上法庭的时间。和我一起被逮捕的那群人中，有一半和我同一时间被审讯。过了两个小时后，我们终于被告知自己因为什么被逮捕，所有人拿到的协议书都是一样的。甚至他们连人称都懒得改，我的资料上还写著She/Her，而不是He/His。

整个审讯过程和我在警察局待的八个小时没有什么分别，只是纯粹的浪费时间。人权保护组织为我们提供了免费的律师，我很感谢他们，但老实说，并没有什么作用。法庭上没有人关心我那天到底做了什么，在宣判前法官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我只要乖乖接受约1000港币的罚款就好了。

这只是一起民事案件，对我来说，实际的影响并不大。但后来回到家中，我仍然时不时回想起那天我被警察从人群中抓出来的恐惧感，仍然清楚地记得，我是如何被逼著面对那些假装无事发生的人们的脸。

所有的战争都是不公平的，在这个世界，在21世纪，根本不应该有战争。我清楚这一点，所以我走上了街头。结果却发现还是有很多人支持政府，或者对正在发生的一切视若无睹。我知道，示威大概率不会对战争的进程产生什么改变，它只会对我个人的安全造成影响，就像我3月份经历过的那样。但是，如果我不去，不表达，就等如背弃了自己的信仰。

▲ 2022年9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国家要开始“大动员”，大部分在军队服过兵役的年轻人都会入伍，动员令引发不少抗议，防暴警察在莫斯科拘留反战不威者。

普京也应该意识到，很多人都不支持这场战争。也许他以为自己会在一周内获胜，这场战争会像他对格鲁吉亚所做的一样被人忽视与遗忘（注：2008年8月，格鲁吉亚与南奥塞梯发生战争，俄罗斯支援南奥塞梯，战争造成多方伤亡）。但那明显没有发生。后来，他开始了军事动员。

因为从事科研工作，我获得了军事动员的豁免。像我一样受到公司庇护的人、学生、和身体条件不适的人，都不会被征召。即使收到了征召文件，也有办法逃脱。在收到去军事动员站（moblization station）的邀请后，你可以选择不签署，不去动员站，但代价是约350港币的罚款，以及放弃你的工作。如果去了动员站，签署了正式征召的文件后，再想反悔，后果就没那么简单了，最多可能会面临长达十年的监禁。

某种程度上，不去前线还是很“简单”的，不签字，离开你原有的工作岗位，离开你护照上的居住地址就可以。但实际上，只有那些有足够积蓄或有人资助的人才可以做到。对于我们这些科研人员来说，政府不征召我们的决定似乎合乎情理。我们人少，也不是反对政府游行的主要力量，更何况，无论哪个国家，都需要科学事业的发展。但我说过，我已经不想再生活在俄罗斯了。我决定彻底告别我原来的工作单位，彻底告别莫斯科，彻底告别我的国家。

战争之前，我已经投过很多简历，但大多都没有回音。我申请了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项目（DAAD Program），但被拒绝了。因为战争，DAAD限制了与俄罗斯的项目交流。

后来，一位澳大利亚同事建议我试试中国和香港的机会。最近几年中国在科研上确实投入了很多资源，我觉得他说的是个好主意。7月份，我和香港理工大学一位教授达成了协议，他愿意接受我做他的博士后，为中国的一个空间项目工作。

敲定了未来的工作机会后，为了妻子能和我一起离开，我在9月初结了婚，办好了签证，向原来的公司申请了15天的蜜月假期。9月底，我们离开了俄罗斯。在埃及，我和妻子渡过了一段轻松的时光，理论上我仍然是研究机构的一员，但那时，我已经决定要签署辞职文件，不再回去了。10月初到11月初，我辞掉了工作，在亚美尼亚和一个因逃避战争而来的表弟待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和妻子集合，一起来到了香港。

起初，我们住进了佐敦一家旅馆，但是因为房间太小，妻子一进屋就哭了，现在想想，住在那里还真是个巨大错误。后来，我们搬到了土瓜湾站附近的一个小套房，大概170呎，离我工作的香港理工大学，走路只需要25分钟。现在，我每天早上8点半，会先到学校的体育馆里做做运动，然后开启我一天的工作。妻子正在网上继续学习她的电脑课程，她完成学业后会试著在香港找程序员的工作。等她找到了工作，我们打算再搬到更大的房子里。

我在香港已经住了四个多月了，除了偶尔会想念俄罗斯的食物和俄罗斯的雪之外，我过得还不错。我每周都会和还在俄罗斯的家人们通个电话。由于时差，我一般在香港的夜晚和他们聊天，但有时候，工作很累，我就没什么兴致聊天了。

坦白地说，此时此刻，我对战争已经没有那么关心。我还会关注战争的进展，也试图支持身边因为战争受到影响的朋友们。但是，我已经不在战争中了。

▲ 2022年10月10日，俄罗斯莫斯科为俄乌战争征召军队后，部分动员期间应征入伍的俄罗斯公民被派往作战协调区。